2019，教育行业最热闹。

火力焦点，在于整个行业越来越“科技范儿”。

一头，是门口的野蛮人。 

一是新贵崛起。乘着在线化、AI概念东风的明星创业公司，如VIPKID、英语流利说、松鼠AI、跟谁学等持续抢占山头，扩张用户；资本层面也表现不俗，近3年来，就有51Talk、流利说、跟谁学、等多家在线教育公司扎堆上市。

二是巨头跨界。今年，BATW等互联网巨头争相加码教育——2月，百度一口气发布四款AI+教育产品；3月，阿里正式发布服务全国中小学的“钉钉未来校园”；同月，网易教育事业部与网易有道合并，启动赴美IPO；5月，整合腾讯不同事业群教育业务的腾讯教育正式成立，面向个人、学校、教育机构、教育管理部门提供统一接口的各类服务。

三是AI落地。科大讯飞、商汤、旷视、云知声等AI头部企业，均在教育领域有所布局。 

另一头，是扎根行业多年的教育龙头也加快行动。

新东方在2018年成立AI研究院，发起“N-Brain”联盟，并推出针对语言学习的“AI班主任”。

好未来连续打出三张科技牌：2017年，成立AI Lab（人工智能实验室）；2018年，发布教育开放平台，打出“to B”牌；在上周刚刚结束的“2019好未来TI教育智能大会”上，举起了“重新定义科教”的旗帜。 

一切宣告着同一个信号：教育领域，正处于新技术变革活跃期。 

这一切理所当然吗？并不。 

仅仅8年前，比尔·盖茨和已身患绝症的乔布斯私人会面时，两位行业领军者对科技在教育中能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悲观。他们一致认为：计算机对学校的影响小得惊人——比媒体、医药和法律等其他社会领域小得多。

更令人深思的事实是，“教育难改”的情况已存续了300多年。

1717年，奉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世界范围内最先推行义务教育制和公立学校制，并创造了“课堂”教学模式：

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课时，统一学龄制，统一考试，统一校服，统一奖惩。

早上八点进入课堂，按铃声上下课，上课手背身后，坐端正，回答问题先举手，老师如长官。

300年过去，这依然是当下教育制度的主流形态；古板封闭的40分钟，仍是教育发生的基础单元。 

事实上，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不断有远见者尝试用新技术改革传统教育体系。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便是间接给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带来财富的美国互联网热潮主导者，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

在1993年将“信息高速公路”定为国家战略后，1996年，克林顿政府提出“教育技术规划”，目标是到2000年：全美每间教室、每个图书馆都实现高速联网；每个青少年8岁能阅读，12岁能上网，18岁上大学；每位成年美国人都能终身学习。

全球由此拉开了教育信息化的大幕。

然而，教育行业变革之路并不顺利。

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教育学家拉里·库班的《教师与机器》（Teacher sand Machines: The Classroom Use of Technology Since 1920）一书诚恳道出反思——任何新兴教育工具，都没能替代黑板和教科书的核心地位：

广播只是“空中的教科书”，电视只是看得见的“广播”，整个20世纪教育领域的技术手段对教育都没有突破性影响，包括电脑。

至今，以信息科技为主的各类技术对教育的改造已经历3个阶段：信息化、在线化、智能化。 

在最初的信息化阶段，过程波折起伏，变化落后预期，一切改革都流于形式而难触教育本质——不懂教育，就改不了教育。

正如拉里·库班在书中谈到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科技植入教育总体来说都是不成功的。科技爱好者过度理想化了科技的功效，最后却“卖得太多，用得太少”，“高科技学校、低科技学习”。 

好在，近年来，以在线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动向，终于让科技不再是教育的局外人，也终于在这个各行业普遍遇冷的年头，点燃了教育的一把火。

本文将主要从中国实践出发，分析过去3个阶段的“科技+教育”实践，并回答以下问题： 

为什么教育行业迟迟难改？

为什么拐点终于到来了？

谁最可能掌握300年教育大变局的钥匙？

教育行业上下游如何寻找新生态中的机会？

1.顽固的教育

摆在所有想用科技改造教育的玩家面前的，是一个世纪性公共难题。 

早在1978年，苹果的一个小故事就预兆了科技与教育的结合之难。 

当时，苹果教育副总裁约翰·库奇把刚上市的两台Apple Ⅱ电脑赠送给了加州一所学校。校方不知如何处理，就把电脑摆进了清洁间，告诉学生们可在课间、课后免费试用。结果年底评选“最受欢迎课堂”时，清洁间高票当选。

第二年，高年级毕业生凑钱给学校赠送了更多Apple Ⅱ，清洁间摆不下了，学校决定干脆开个计算机课。这门被正式纳入学校体系的课程瞬间“威廉一世化”：统一教材、统一授课时间、统一考试，学生需要做与电脑知识相关的填空题。结果大家反而没兴趣了。

“创造力没有了，探索没有了。”库奇事后说。

这既是那几台Apple Ⅱ的命运，也像给教育科技化探索的一句判词：一直到最新的智能化浪潮出现前，矜持的教育，屡屡让激进的技术受挫。 

我们可以快速回顾一下这段教育科技化前史。

信息科技对教育行业雄心勃勃的改造始于上世纪90年代。

1996年，克林顿政府提出“教育技术规划”，两年后又制定510亿美元的巨额教育信息化预算。这激发了世界范围内，英国、新加坡等地相似的投入。 

在中国，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件中首次出现“教育信息化”；2011年，教育部又进一步提出，各级政府教育信息化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不得低于8%——我国每年的教育信息化投入进入“千亿级”时代。

这是教育科技化的第一阶段：信息化。 

它的主要成就是为学校打下了IT底子，提升了学校中部分流程的效率：在美国，公立中小学联网率在2003年就达到了100%；在中国，截止到2008年，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联网率达53.4%，高等学校校园网络全部建成。 

但这个阶段的努力，却没能解决教育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提升教育效果。 

2009年，在“教育技术规划”实施13年后，美国教育部抽样调查了在这一政策下成长起来的2.1万名中学生，结果显示，他们在阅读、数学、科学上的能力，和13年前的平均水平并无显著差异。

以IT建设为主的“教育科技化”，主要是提供工具、提升效率，并未触动发源于18世纪初的现代教育的核心教学流程。

因而，科技与教育结合的第一阶段作用平平，它着重基础设施建设，而遗留问题是：如何提高单体教育体验？以及兼顾更大范围的教育公平？ 

2013年之后，新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又开始对教育领域发起挑战。 

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的本质区别是，教育真正开始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不是“让学校联网”，而是“学校就在网上”——教育由此冲破时空桎梏。 

“教育科技化”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在线化。

2013年前后，一批在中国取得巨大市场关注的在线教育公司兴起，他们瞄准了大众需求迫切的K12课外教育和职业教育市场。

其中的代表，包括主打拍照搜题的猿题库（2012）、1对1在线视频平台VIPKID（2013）、在线题目问答网站优问答（2013）等。 

同一时期，互联网巨头纷纷抢滩：阿里推出了在线视频课程和直播互动平台“淘宝同学”；腾讯推出了职业教育平台“腾讯课堂”；百度的投入最大：在2014年发布K12在线教育App作业帮，并在此前后陆续投资了传课网、沪江网校、万学教育、创新伙网、智课K网等在线教育项目。

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龙头也开始更多投入线上教育业务。

前者陆续上线了直播教学平台酷学网、智能学习App“优答”等产品，后者旗下成立于2008的学而思网校则进行了多次课程升级，并发布在线直播互动课堂学而思在线。 

2012-2016年，在线教育一级市场融资事件从36起升至接近300起，2017年开始有所回落，但依然维持在高位。

在线教育的最新进展是，它终于有了“赚钱”的苗头。 

根据36氪今年7月初的一篇报道《2019“K12网校”大爆发，决战在线教育千亿美元市值》，今年暑期，至少有4家在线教育公司的招生数突破100万人、线上续费率达90%——已打平线下。在线教育中，财务模型最好的是大班课，其毛利能达到50%-70%，规模效益显现。

但在线教育依然没有解决教育的“两难”——教育效果和教育资源辐射面难以兼顾：小班课质量好，但覆盖人群少；大班课辐射面广，但老师对每个学生照顾有限，效果被稀释。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获得规模的同时，实现更好的个体体验？如何既做到有教无类，增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又做到因材施教，实现个性化的教学？

如今，向教育深水区进发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从业者看到了教育核心问题被击穿的可能。

2.拐点到来？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在2016年粉墨登场，教育信息化进入第三个新阶段：智能化。 

与人工智能一起被摆到“技术百宝阁”上的，还包括云计算、物联网、各种智能传感器、AR/VR交互等技术。

这一次，科技对教育的改造，不再仅仅是给学校联网，或把学校搬到网上；而是开始渗透到备课、课上互动、课后测评、对学习成果的数据追踪和反馈等细致的教学流程中。

由此，“科技+教育”的物理并置，开始走向“科技x教育”的化学反应。

好处是，化学反应式五花八门，新思路涌现，带来更大可能性。AI老师、AI课堂、自适应学习等新概念四起。

坏处是，实践太多，定夺太少；行业对一些关键问题，仍未达成共识。

比如，关于最基本的科技和教育的关系，颠覆论、有限论、无力论皆有： 

松鼠AI创始人栗浩洋认为：自适应教育对传统教育是一种颠覆，而不是改良。 

沪江创始人兼CEO伏彩瑞认为：人工智能只是把教学过程中长期被视为“负担的东西”彻底解放，总结下来就是“效率”两个字。 

学霸君创始人兼CEO张凯磊曾表示：所有“教育”最终都将回归教育本身，人工智能没有什么机会颠覆传统教育。 

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则强调引入科技的必要性，但重点还是教育，在GET2018教育科技大会上，他说：科技一定会和教育相结合，但教育的本质不是科技。 

而在“AI课”和“AI教育”的具体定义上，行业也众说纷纭。 

在单点环节加入AI元素，比如智能测评或在直播里加互动特效，是否就是AI课？还是应该做更重、更难的教、学、评、测、练全流程提升，才能算真正的AI课？

为了避免“三蹈覆辙”，教育行业到了需要厘清未来方向和达成共识的关键时刻——这既是从业者的大目标，也关系着更广泛的人类社会能否发展出满足新时代需求的教育新形态。

在上周刚举行的2019好未来TI教育智能大会上，好未来CTO兼开放平台事业部总裁黄琰如此总结了教育行业变革的急迫性： 

“目前我们仍在用19世纪的模式，教孩子20世纪的知识，应对21世纪的挑战。” 

3.懂马车，又懂引擎 

人工智能先驱、MIT教授Seymour Papert的一个吐槽很值得玩味——科技和教育的关系，就好比“把一架喷气式飞机的引擎挂在了200年前的马车上”。 

这句令人无奈一笑的类比，道出了破解教育科技化难题的一种思路：打开局面者，需要既懂马车又懂引擎，既懂教育又懂科技。

这是好未来敢于担纲破局者、连续打出三张大牌的底气。

教育方面，好未来的积累毋庸多言： 

以学而思起家的好未来，最初也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教学效果。 

直到现在，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依然会在高管群里转发家长对教学问题的反馈。某种意义上，这位上市教育公司掌舵人，依然保存了他16年前创业出发时的教师底色。

科技方面，在2017年高调部署AI之前，很少秀黑科技的好未来其实已有十多年的技术积累：

前两轮信息化和在线化的教育改革实践，好未来都在发力。

信息化阶段，2010年，好未来就在北京教室用上了大屏显示设备；所有签到、排课流程全部电子化，课件全部数字化。这是当时教育信息化的常规操作；而隐于水下，容易被忽视，却更重要的是，好未来也在用信息技术使教学过程“标准化”。

“标准化”的尝试起于2009年，出发点是解决行业的长期痛点：教学质量因老师水平参差而有较大波动。 

好未来针对此研发了ICS（智能教学系统，现已更名为ITS），并于2010年正式推出1.0版本。该系统能通过沉淀数字化的共享教学资源，细致拆解教学分工，规范教学流程——此后，每个老师都按标准化系统教学，教学质量由此趋于稳定，一定程度做到了规模化基础上的优质体验。 

所以在2019好未来TI教育智能大会上，好未来黄琰对教育信息化阶段的概括并非主流操作中的IT、联网，而是“内容+教育”的分工： 

“当‘教’和‘育’在一个老师身上时，因为没有分工，很难大幅提高整个基础教育的平均水平和生产要素（供应）。我们第一次把教学按‘教什么内容’、‘怎么样去教’分解开。” 

而在线化阶段，好未来发展了自己的网课，同时切入数学、英语等多学科，涉及教、学、评、测、练全流程，积累的数据不仅量大，而且维度丰富。

近年，好未来又推出了线上、线下配合的双师模式，让优质教育资源能辐射到更大范围，平衡了人效和体验。

信息化和在线化的两轮实践，前者沉淀了行业知识、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和分工；后者则沉淀了大量行业、场景数据。

而2017年后，好未来重点押注的AI则刚好可以打通过去的两种实践： 

以数据反馈为基础，不断迭代教、学、评、测、练各环节，带来了持续更优质的教学内容、有效的教学体验，更加科学的评测，让资源更普惠，从而让“大规模的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据好未来教育集团总裁白云峰披露，近3年来，好未来每年在智能化上的研发投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目前共有5000多研发人员，并在硅谷设立研发部——这家公司越来越具有科技公司的色彩。

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已得到了数据的反馈。比如在培优线下双师课堂中，智能批改使老师人效提升20%以上，累计节省时间超5万小时；在网校大班直播课上，口语测评已被累积使用3亿次。

在2019好未来TI教育智能大会上，好未来将这些持续投入的成果和盘托出，试图在如今AI教育的纷繁实践中，发出一种一锤定音的号召： 

“重新定义科教”。 

“重新定义”的核心，是好未来黄琰所说的：重新把课堂还给学生。 

它围绕着以下要素展开：学生是主体，老师是主导，课堂是主阵地。 

首先是在数据智能驱动下的、更懂学生的“AI课”——WISROOM智能教室解决方案。

在今年发布WISROOM2.0版本时，好未来进一步明晰了什么是“AI课”——根据学生的个性化数据反馈调整授课内容和节奏，进而带来适应每个学生的课程。

在WISROOM方案中，通过摄像头、麦克风等传感器，实现多维度、富媒体的数据回流反馈，AI老师和学生之间产生了有机互动，能做到激发学生兴趣，让课程的难度、深度能匹配学生表现，实现个性化关注。

推出一年来，已有数百间公立学校和民办机构的教室使用了该方案。

二是帮老师解决备课难题的教研云。

作为上课环节的“上游”，优质教学资源的制作、搜集、整理占用老师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而教研云则将好未来积淀16年的教学、教研核心经验和资源进行了数字化、互动化、智能化。老师可在备课时调用教研云资源；教研云也可以基于老师的备课主题智能推荐内容，以让老师高效获得更好的讲解方式，并高效配齐案例、习题等讲课素材。

三是使传统教室实现智能升级的AI终端：T-Box。

它是一个集成了WISROOM能力的软硬一体化“盒子”，嵌入了适应教学场景需求的专属AI芯片，算力可达16TFLOPs，同时嵌入了好未来自研的算法模型，可替代过去WISROOM使用的高性能主机方案，降低AI课的落地成本，从而更快、更简便地把传统教室改造成智能教室，并向三、四、五线和县城等更广泛的地区扩散。 

不过，这还不是好未来“新科教”版图的全部。

4.吃独食的时代结束了

如果说前述AI课、教研云、T-Box等能力建设是“珍珠一颗一颗打磨”，好未来渴望“重新定义科教”的宏大愿景实现之路，还需要一根让珍珠“串成项链”的线。 

这条线，便是上周好未来发布的真正重头戏——AI开放平台。 

为什么要开放？

事实上，开放化、平台化，是这波智能化浪潮中，各行业龙头企业的经典动作。这与此阶段产业升级周期不同于过往历史周期的商业逻辑密切相关。 

在过去，产业升级往往是公司内部的事，而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供给侧改革推进——吃独食的时代结束了。

正如「甲子光年」在2018年甲子引力大会上提到的，一个产业的升级，既需要横向发展打通数据的通用底层基础能力，亦需要纵向发展深入场景的末端交付能力，横纵交叉，既需要大部队炮火支援，又需要前方精兵作战，前者考验技术投入的定力，后者考验末端执行的灵活性——绝非一家公司单打独斗可以完成。 

而产业龙头的位置和立场——多年行业的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技术投入的实力、行业生态的号召力，使它们最容易架起资本、资源、生态、运营的“四驾马车”，扛起“技术平民化”的责任，扮演新周期中的“主干道”。

于是，各行业龙头纷纷“to B化”，一个趋同动作出现在他们的战略中： 

开放自己，赋能行业，从 “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 

比如工业领域，鸿海集团（富士康）、三一重工、海尔纷纷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其他制造业企业；再比如金融领域，平安科技、京东数科等金融出身公司纷纷向科技公司转型。 

回到教育行业，此刻渴望构建开放平台的好未来，正在为行业当中的各类参与者建设更为简单的“接入方式”： 

对懂技术，但欠缺教育行业经验的新入局者来说——他们可更容易地给自己加上“教育”的定语。

对欠缺技术，但有师资、教室的教培机构、中小学来说——他们可直接接入智能化的内容源，比如包含了完整教学资源和AI能力的AI英语课和AI数学课，也包括一些由AI技术支撑的教学应用，如智能化作业批改、口语测评等。 

对于深耕行业的教育内容开发者而言——可以在AI课程工具平台上，用自己的特有内容和教研资源与WISROOM合作，打造更多科目的AI课。

此外，好未来AI开放平台还考虑到了学界——构建尖端技术的来源地，搭建技术源头和产业需求结合的绿色通道。目前好未来的合作方已包括清华、中科院、斯坦福等。

这个生态的构想固然宏大，但一切发生的推动力却有着朴素的原点：

一个技术浪潮的真正普及，首先始于这项技术可以更平民化地渗透行业供给侧的每个环节；一个生态的真正形成，首先源于更多从业者可以借此实现自身的价值。

头部开放了，中长尾纷纷参与进来了，滚滚的产业车轮才能真正跑起来。

回到自威廉一世时代开始缓慢演进的教育领域，当教与学被拆开、分工；当科技被揉碎、分层；当各类行业角色深度交流、合作——教育与科技二者的联姻之旅，才终于可以明媒正娶，共同看向同一个远方。

来源：甲子光年